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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的话。如果某人将不诚实或背叛放在首位，那么对于暴怒就不会有什么内在的限制了，事实上，在现代早期和“一战”刚刚过去的那些岁月中，暴怒确实激起了反复无常的情绪爆发和暴力化的厌世。
我们如何对这些恶进行排序，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确实很重要，不仅如此，自由本身也要求，我们必须学着去容忍各色各样的个人与群体在判断这些恶的相对重要性时存在的无数差异，这是自由主义政策的应有之义。在着重抨击骄傲和自我放纵之严重性的七宗罪与视残忍为首恶的排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些选择并非出于偶然，也不仅仅源于我们在纯粹的个人性情（dispositions）和情感倾向上的差异。这些不同的排序是极为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某些排序选择可能有着极为古老的起源，因为信念结构的改变并不像有形生活环境的变迁那么快。事实上，它们根本不会死去；它们只是在一种体系之上层累发展出另一种体系。欧洲一直有一种诸传统的传统（atraditionoftraditions），我们的人口和宗教史把这一特点展现得十分清楚。回望某种想象出来的、在道德和政治上具有一致性的古典时代或中世纪的乌托邦是无济于事的，更不要说为未来构想一个乌托邦这种恐怖的事情了。事实上，思考这些恶将有助于细致地展现，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化由许多次级文化构成，由古代宗教和阶级传统的累积、情感和举止风范的种族遗传以及其最初目的如今早已被彻底遗忘了的意识形态残余构成。自由主义民主政制了解这些情况，于是它发展成为了一种求生的秘诀，而非一项追求人类完美的筹划。18世纪之后，推崇宗教或英武美德的批判者已经将自由主义描绘成了一种通过鼓励私人之恶来实现其公共利益、和平、繁荣和安全的理论。据说，一切可能出现的、表现为具体形式的纵情任性就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目的和结果。和过去一样，现在也有人说，一旦军事美德和上帝施加的规训被抛弃，这种局面就将不可避免。这可真是最违背真相的话了。自由主义拒绝使用公共强制来强加一种教义层面的一致和统一的行为标准，这种立场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自控要求。相比于压制，持续一贯地推行宽容要更为困难，道德上的要求也更高。而且，恐惧的自由主义（theliberalismoffear）——它将残忍视作诸恶之首——相当正确地认识到了，恐惧会使我们沦为单纯的感觉反应单元（units），而这确实使我们
第208章 替换章1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