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远景教育组织了首次高级技术培训班，培训的对象是国内各领域以及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培训时间为半年。报名时间从四月就开始了，需要单位的推荐。不过要参加这个培训班的人需要通过两关。首先是国家安全部的审查，国安部的路部长根据李文军的指示，在2个多月的时间内国安部将这些人的祖宗八代都查了一边，稍为有问题的都剔除了，简直比选美大赛还严格。最后这些人又经过龙平华一一给他们“洗”了一次脑。不过这次培训有个插曲，那就是听课的大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学究。讲课的却都是一些年轻人，但是这些教授在听课时却神情严肃。这可能也该算是一大国际新闻吧。
2004年8月国家教育部和体育总局联合发文，将体育列为我国大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体育课程中我国的国粹――武术又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根据文件规定所有在校学生必须体育成绩必须合格才能毕业。而体育中的武术又成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根据文件的要求将武术分为9个等级的水平。根据要求小学毕业必须达到1段，初中应达到2段，高中毕业应该达到3段，大学毕业至少应该达到4段，否则不能毕业。当然想报考武术学校或者体育学校的要求更高。并且评比的办法与以往有所不同，不是演练套路，而是与对手进行“真枪实弹”的搏斗，实行成绩优秀的晋升。以此提高全社会的武术水平。其实国家提出这种措施是有很深的目的的。首先是要增强大家的体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因为现在的学生天天被各种学习任务缠身，身体素质一代不如一代，有的小学生就戴着厚厚的眼镜。其次，从小就培养我们下一代的竞争意识，让他们从小就树立适者生存的观念。并且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及生活条件的好转，随着一代代小皇帝和小公主的诞生，在他们身上我们传统的东西已经黯然失色了。其实国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太大了。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用孔孟之道来禁锢我们的思想，它的危害是巨大的、深远的，它导致了民族创新精神的萎缩，民族活力的衰竭。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陷入贫困，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此为主因之一。而提倡全民练武，百家争鸣，正是医治这个弊病的一贴良药。中国近代以来尚武精神严重丧失。导致签订了上百个不平等的条约。晚清中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与洋人的对抗中一再失败，向西方和日本赔了上亿两银子，作为现代中国人一定愿意拿这上亿两银子在战前加强武备，从而避免战争。其次，抗日战争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损失了上千万条生命，和数千亿美元的财产。作为现代中国人，如果可以倒转历史，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战前拿出数千亿美元建立强大的军队，从而阻止战争的爆发。那么针对目前我国的状况，有什么理由不花更多的钱在国防上呢？而不仅仅是天真地“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否则，那种没有现代“保险意识”的土老冒式的巨大风险和战争惨败的后果，中国人民还能承担得起吗？难道真要等到美国人用导弹“误炸”到我们的头顶上吗？其实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和我们那个孔孟之道有关。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汉武帝以后尚武精神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我们真想强大，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发展军备，而是彻底的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洗脑。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如果大脑有问题武器再好，又能怎样？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实力比日本舰队强多了吧，结果如何？问题就出在脑子上，外强中干有何用？
接着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尚武意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在全国推行了全民健身练武计划。于10月份组织举行了首届中华武术擂台赛。并且计划每年举行一次，扩大武术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龙平华自己就是一个武术迷，他不论工作多忙都会抽出时间勤练武功的。他的内功进展很快。这次看到体育总局要举办武术擂台赛从内心感到高兴。远景教育也及时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办了远景武术分校。大力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
200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抵制金钱主义，加强道德修养建设”,文章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在社会道德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
首先，一些人唯利是图的思想恶性膨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追逐个人的私利为惟一目的。在经济活动中，见利忘义、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现象，不断蔓延，屡禁不止。种种违法行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社会的“诚实守信”程度，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为了改善我国的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必须坚决抵制这种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坑蒙拐骗的风气，树立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
其次，由于一些人受到腐朽思想的腐蚀，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政治生活中来，导致在一些党政干部中发生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政治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度。在以往私有制社会中，一些明智的统治者，虽然也总是极力铲除腐败，但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使政治相对清明一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现象也普遍存在。
我国虽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为铲除政治上的腐败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反腐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有深远的影响，当今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不断腐蚀人们的思想；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在一边，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老爷。正是在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下，大批的党政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从而陷入了贪污腐败、损公肥私、违法犯罪的泥潭。要根除腐败，必须深刻认识腐败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大力提倡廉洁奉公的精神，大力加强道德建设，培育为官清正的道德品质，从源头上加大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
第三，封建迷信、歪理邪说危害严重，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建国初期一度曾经彻底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加上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内外腐朽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封建迷信以及解放以后已经绝迹的黄、赌、毒、黑等现象，又死灰复燃。甚至有邪教组织乘机散布各种谎言、蛊惑群众，愚弄人民，败坏了社会道德，腐蚀了某些人的灵魂，扰乱了正常的秩序，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第四，在一部分人中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不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道德规范的实施和遵守，都必须以正确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标准为前提，也就是说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界限必须分明。具体来说，就是对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现今社会生活中，一些人把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看作是道德，把无私奉献看作是傻瓜，把弄虚假看作是聪明，把诚实守信看作是愚蠢，把挥霍浪费当作“时尚”，把勤劳节俭当作“过时”，把“爱岗敬业”当作“傻帽儿”，把投机取巧当作“能干”等等。正由于对善恶、美丑等方面出现错误认知，导致一些人的荣辱观念颠倒和错位。
接着文章指出，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中国社会主要宣传以德治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大多包括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经过汉代学者初步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论证，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和逻辑分析，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求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先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洁的官吏，然后，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民爱物，孔子和孟子学说的主体即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人民，惟其如此，君主才能与天同德。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还主张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爱国图强、尊贤惜才、提倡廉政、反对腐败。但是，由于缺少法治做基础，道德便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道德被政治化了，它还要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是不堪重负的，因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规则，于是便形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即他们嘴里高唱礼义廉耻，暗地里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在非法治的国度里，腐败是很普遍的，并且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下的压榨，对庶民百姓无节制征收赋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综观古代中国，腐败还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涨的特点。汉唐以后，随着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败现象随之迅速蔓延。在满清时代，腐败横行，民间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由于中国有“官本位”传统，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政治的清明与否，完全依赖于做官者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由此可见，以德治国只有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乃治国之道。“法治”如同做手术，“德治”如同预防疾病和锻炼身体，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乏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取得成功的范例，如独立以前的新加坡政府，官场腐败不堪，被称为20世纪世界瘟疫。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同时对公务员的道德自律的实现，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很快，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廉洁政府。道德是通过说服教育、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变化人的气质，转变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人们行为是由思想意识支配的，正是由于拥有错误的是非观、荣辱观、其行为必然不符合道德规范，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最后文章指出，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手段互相配合，包括政治手段、法治手段、道德手段、文化手段的互相配合。如果只强调一种手段的作用，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在治理国家的各种手段中，道德手段、法治手段最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虽然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道德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对社会关系都有调节作用。但两者的调节作用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靠教育的力量、社会舆论和个人内心信念的力量，所以，道德要发挥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必须有人的自觉性这个重要条件；而法律则不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法律发挥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个条件。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两者不可相互替代，只有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无论道德万能论还是法律万能论都是片面的。因为，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它们单独起作用时，都会表现出它本身的局限性。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和自律。法律重在对人们犯罪后的惩罚，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而道德重在教育和规劝，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以避免犯罪。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意识领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法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其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对那些微观的生活领域，对那些特殊的人际矛盾，法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法律作用的刚性特点，还必须有政治、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做基础，否则，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是法律单独发挥作用，而没有一定的道德舆论相辅佐，那么就常常会由于失去社会的支持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同样，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是道德手段单独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如对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讲道德、讲良心，是不会有丝毫效果的。就是对那些个人道德水准高的人，也无法摆脱制度弊端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必须紧密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2004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上游环境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全年没有发生断流情况。并且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收集的资料显示，黄河的流沙量大大降低。专家认为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几年后黄河的水将更加清澈，我国有机会彻底解决长期以来黄河流沙淤积河道的难题。
而此时西北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气温低、雨量少，随着西北部地区植被的大量恢复，这里的情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西部地区天气状况大为好转。气候的变化给西部地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结束了西北地区缺水的历史。某一地区的水资源与气候、土壤、植被、地貌地
质等多种自然因素有关，但气候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降水是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全球的淡水资源都来自大气降水。地表上江、河、湖、水库中的水资源来自大气降水，地下水和土壤含水的补给依赖于大气降水，甚至地表的冰川和永久雪盖也源自千万年前的大气降水。降水的不均匀分布导致水资源的不均匀分布。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水量分布南多北少，导致了水资源南丰北歉；二是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匀，大部分地区全年降水集中在夏半年，导致大部分河川也是夏季丰水，冬季枯水；三是降水量明显的年际变化，造成了可用水资源也存在着明显的年际变化。蒸发减少可用水资源。在降水充沛的地区，蒸发量
第六章 国内发展（1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