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重义、善结交朋友，是我父亲为人的又一特点。
他不重官场的虚名，也不看重金钱，就爱交朋友。他最恨欺侮弱小，最肯帮助穷苦人。
每每逢年过节总要给穷人捐施钱物。
当土匪骚扰百姓时，他总是带队冲在最前面，保护乡邻的安全。
我在前面说过他既是我的严父，又是我的严师。是他坚决主张、支持我习武，又是他为我安排了习武之路，并传授了祖传的武功，包括筋经功的一部分。
作为师傅，他再严厉不过了。
记得小时候练武最苦的事是蹲桩。
父亲要求我按照一定的姿势蹲下去，一动不许动，屁股是什么高度就是什么高度。
站久了，不仅两腿麻木，屁股再也悬不住，总要往下掉。
只要屁股稍稍改变位置，一直提着鞭子站在后面监视的父亲就朝我抽鞭子，于是，我再也不敢动了，无论多难受也要站满规定的时间。
这种对功夫的严格要求后来慢慢成了我的自觉行动。
对于做人，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更是毫不含糊。
幼年时期，我也是个淘气包。
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就常常搞些恶作剧。
记得街口有个姓谢的卖卤肉的老头。
他的肉味道特别好，肉摆在竹编的圆簸箕上，簸箕下是三根竹棍做成的架子支撑着。
那时还没电灯，谢老头总在圆簸箕上点一盏油壶照亮，所以大家都给他取个绰号叫“谢壶子”。
我们这群在街口玩耍的小孩被那卤肉发出的香味逗得涎水直流，想吃，又都没钱。
有人出了一个坏点子，我和两个娃娃走到谢壶子面前假装问价和他说话，同时在油壶亮光照不到的地方把一根绳子拴在竹架上。
远处一个人拉动绳子，竹架倒了，肉摊子当然也倒了。趁乱我们几个就抢卤肉吃。
谢壶子把这事告到我父亲那里，父亲的脸都气青了，把我狠狠重责一顿，还要我向谢壶子下跪认错，并赔了全部肉钱。
父亲总是教训我要老老实实做人，一不欺，二不哄，不是自己的不要贪，不要骗。
父亲对我的教诲，尤其是他的言行对我影响极深。
我一生也是好结交朋友，却常常缺乏眼力，不过，内心是满足的，因为我“奉献”了。
在我读师范时，父亲已去世，家中极困难，靠助学金为生。
但当一位同学为假期没路费回家而苦恼的时候，我把仅有的两条裤子卖了一条给他作路费。
师范毕业时，我把自己的被盖、衣物，全都送给了困难的低班同学。
工作以后，有的农村学生交不起学费，我常常悄悄用自己的工资垫交。
我见不得别人的困难，只要知道了，我又能出一把力的，我总想伸出手来。
我还见不得邪恶，一见着就手痒。
这种事很多，也给我惹过一些麻烦。
记得读师范的时候，因为家贫每个假期都要想办法挣钱。
1954年暑假，我应邀在重庆北碚艺新话剧歌舞团有酬演出。
我会翻很漂亮的跟斗，会唱歌，还会拉琴。演出完结我搭船回校，船过苍溪县临江渡，见一背着小孩的妇女站在跳板上与船夫发生争执，那船夫竟把她推下河去。
我顿觉不平，跳上跳板与那船夫讲理，骂他“没有人道！”不曾想，那人一句话不说却推动跳板，我完全没防备他会有这一手，使被推下水去。
下河之后，我趁机把那妇女救上岸，正要找那船夫算帐，那船夫却早已开船溜了。
我气得拣起河滩上的卵石就朝船上掷去。
因为力气大，居然掷到船上。
那船夫气急了，仗着人多，便划回来，上来四个汉子，以为我是个毛小子好收拾，使一齐出手了。
我左一拳右一脚，三下两下就把四个精壮汉子打翻在地，再也没有谁敢来找我的麻烦了。我另外找了一条船，让那妇女搭船走了。
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
1977年8月的一天，我带着7岁的孩子上街，在商业场附近，忽听人声哗哗，后面一群人在喊：“抓住他！”前面只有一个身高一米八几披一件外衣的大汉在跑，好象是要抓他，我正想出手，那大汉也朝前面喊：“抓住他！”究竟要抓谁？我弄不明白了。
就在犹豫的这一刹那，那大汉已经跑远了。
后面的人追上来，一个劲儿埋怨我，怨我为什么不抓住那大汉。
我也没有解释，因为牵着孩子，我只有望着他们远去。
我带孩子到红旗剧场门口赶车，孩子悄悄拉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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