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长荣牺牲后的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４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们共进行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当１９３５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迫于东满的形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魏拯民（1909－1941），原名关有维，字泊张。1909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早年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6年6月在太原一中入团。1927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北平、安阳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文武双全，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和卓越的政治工作者。魏拯民创办了中共屯留临时支部党刊《锄耕》，指导家乡的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３项条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２）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３）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
第47章 魏政委[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