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西在战前也算是地中海明珠，经济繁华，旅游兴盛，现在战事一起，游客都不会来了。那么战争还会打多久呢？没有人知道，卡扎菲还很强硬，全国委员会的后台也够强硬，现在是以强硬对抗强硬，双方的对抗正在把利比亚一步步打烂、打垮，最后，让各路的“重建力量”占据利比亚政治的中心。
出路在何，哈里班突然感到无力，于是他决定去会会那个教授，看看这个能在主席面前进言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双方约在了晚餐的时候谈话，伊本斯教授是班加西大学政治学的首席教授，五十多岁，一头灰白的头发，一脸灰白的胡须，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跟邋遢而不修边幅的哈里班形成鲜明的对比。
哈里班注意到了双方服饰上的差距，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教授，当兵打仗惯了，也就不在乎自己的穿着了。”
伊本斯说：“少校过谦了。我之前见过的军人都是一身笔挺干净的军装，一看就不是从前线回来的，我很高兴能与一位真正从前线战场上下来的指挥官聊天。”
哈里班一听这话，顿时觉得自己心里舒畅多了，便也不再那么拘谨。
哈里班说：“我眼下有一个困惑，想请教一下教授先生：利比亚的前途在什么方向呢？是民主，还是独裁呢？”
伊本斯停下了正在拨动咖啡勺的手，一挑眉毛，看着哈里班说：“你的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哈里班说：“实话跟您说，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去过英国，也在中国内地读过书，还上过中国的军校。在那里，我见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怎么说呢，这两种政治体制各有优势。施行民主政治的社会比较安宁平稳，一党**的社会嘛，乱起来很快，也很乱。不过，一旦**的顶层希望结束**进行经济发展，行动力却比民主政治的社会要强得多，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快就赶了上来。这两种政治体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在利比亚，我却找不到方向了。本来，利比亚是典型的独裁国家，卡扎菲也该下台了，或许，换个领导人，或者换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未尝不是好事。我个人认为走向民主还是比较好的嘛。但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却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想走民主的道路，但背后总有外国的势力在干涉我们。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甚至还有埃及人、沙特人、阿联酋人，都各自在支持一些人，全国委员会里虽然全都是利比亚人当委员，但我感觉好像全部都是外国人在控制着他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委员，他们要执行外国人的命令，在外国人的指挥下与卡扎菲作战。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话，那与我所见到的民主可就差距太大了。我觉得，利比亚的命运应该由利比亚人民来决定。”
伊本斯说：“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谈这个问题的人了。不过你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香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较上来看利比亚的前途。正好，香港和中国我都去过，也有一些了解，正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五个地方是世界上观察民主与独裁的绝佳的地点。他们都受到中国的独裁文化影响，但同时又大量地受到美欧的民主文化的熏陶，所以在这种文化冲击之下，政治体制的特点也就很明显。就说香港吧，他是一个民主与**的交汇之处，是中国内地的一党**与英式殖民地政治的结合地。在经济上和国际地位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对于内地是绝对的超越的，所以那时香港人对于内地人的心理优越感极强。你估计认识更清楚。”
哈里班点点头，说：“说过分一点，就像是奴隶主看奴隶那样的眼光。”
伊本斯继续说：“而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内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内地的富豪也渐渐增加。香港虽然有先发优势，但内地的体量巨大，足以在短期内压倒香港的这点先发优势。于是在之前的几年里，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态度由歧视变为抗拒，进而是恐惧，既恐惧内地人蜂蛹拥入导致的香港拥挤，又恐惧内地人不再关注香港之后，特别是深圳和广州发展起来之后香港作为远东地区金融、文化、科技、物流中心的衰落导致的边缘化。
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从前几年的全员拥护**到现在有人提出的重回殖民时代的提案。政治问题反映经济问题。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带动了中
第65章 四、西乱-1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