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尽到本分，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人，人们也就可以把他们称为绵羊了。不像贝特尔海姆那样责备受害者确实存在贬低受害者的嫌疑，但如果对受害者提出比贝特尔海姆更高的要求，那绝对是大错特错。归根到底，犯下罪恶的是施虐者和迫害者，而非受害者。因为他们自己的痛苦遭遇而责备受害者只是将自己疏离于受害者的简便方式。责备受害者和将受害者理想化殊途同归——充其量是多此一举，这种做法也许只表明了直面残忍是多么困难。然而，将政治受害者理想化不仅显得愚蠢，而且十足危险。政治折磨和不正义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不见得比迫害他们的施虐者更好，这就是政治世界的现实，受害者只是在等待和施虐者互换位置而已。对于视残忍为首恶的人来说，只要受害者也想成为施虐者，那么眼下谁是受害者、谁是施虐者自然都无关紧要。受害者是得体的绅士还是纯粹的恶棍也完全不重要。没有谁应该遭受骇人听闻的残忍处置。尽管如此，即使不这样做会使我们变得厌世，我们也绝不能假装遭受迫害的经历会使人以某种方式获得提升，这么做的代价太过巨大，我们无法承受。如果我们忘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容许对折磨的憎恨或对伤痛的怜悯蒙蔽我们的头脑，那么我们对当前受害者的过高评价不知不觉间就会助来日的施虐者一臂之力。人们很容易把所有受害者都想成是一样的清白看似不合情理，但事实上这种方案（即通过理想化受害者来逃离厌世情绪）有一种严肃的哲学证成。让—保罗·萨特在其早期著作中将这种情形看作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他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出发，即受害者是由施虐者创造出来的。据此来看，犹太人完全是反犹主义的创造物。[20]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历史说明，而是对在特定时期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确切说来是1946年的犹太人，但自那以来已经有了更多犹太人受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注意下，萨特把一位反犹者说成是“怯懦的不满者”，他“想要变得令人恐惧”。他将自己的成见强加给犹太人，于是犹太人被自己的社会定位限制住了，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仅有的选择空间就是或者逃离现实，或者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事实，并真心实意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正如萨特注意到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勇气和其他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萨特似乎返回了蒙田和整个斯多葛传统，后者将英勇视为至高的美德、受害者的荣耀——其实就是他们对苦难遭遇和怯懦的施虐者所
第210章 替换章1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