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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看作无条件的至恶（summummalum）。在道德家（moralists）中，只有蒙田和他的门徒孟德斯鸠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地这样做了，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们一直都是少数派。视残忍为首恶意味着不再理会启示宗教所理解的罪的观念。罪是对神圣规则的违逆，是对上帝的冒犯；一直以来，骄傲——拒斥上帝——都肯定是最严重的一种罪，它引发了其他所有罪。但是，残忍——存心对弱者施加肉体痛苦，以引发他的苦痛和恐惧——完全是对另一个造物犯下的错。视残忍为最大之恶这一判断是针对残忍本身作出的，也是由于残忍本身而作出的，而并非因为残忍意味着对上帝或其他更高规范的否定。这一判断是在人世之内作出的，在这个世界中，残忍是我们正常私人生活和日常公共实践的一部分。只要树立这种观念，即把残忍视作无条件的首恶，认为没有什么位于我们之上的存在物可以宽恕或原谅残忍行为，我们就不能再诉诸现实秩序之外的任何其他秩序了。对残忍的极度厌恶完全可以与尊奉《圣经》的虔诚共存，但视残忍为首恶就不一样了，它无可挽回地置人于启示宗教的领域之外。因为这纯粹就是一种对人之行为的人之裁决，这种做法与宗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视残忍为首恶这一决定并不仅仅是由宗教怀疑主义导致的。确切说来，它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即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暴虐习性并没有什么差别；以及这样的认识：早在马基雅维利写出他的著作之前，他就已经赢得了胜利。[3]因此，视残忍为首恶不仅会与宗教格格不入，也会违背俗常的政治观点。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残忍报以最深切的厌恶呢？蒙田认为这完全是个心理问题。他先是深入观察自己，然后发现自己一看到残忍行径就满是反感。这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应，因为正如他所说的，“相比于任何宽容的典范，残忍所带来的恐怖都更能促使我变得宽容。”[4]其实，怜悯往往是很狭隘的。怜悯本身没有任何肯定性的成分，它只是能抑制我们的残忍念头，但不会对仁爱或人道情感作特别的肯定。蒙田不相信柔弱的人：他们往往性情不定，很容易变得残忍。像说谎一样，残忍容易使人们对它油然生出反感，因为它是“丑恶的”。这是一种丑化人之品格的恶，而不是对神圣规则或人之规则的违逆。蒙田说他就是厌恶残忍，我们无须怀疑他的话，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厌恶某样东西就说明我们把它当回事。”[5]不过，虽然他对残忍的反感是一种个人选择，但这并不是个随意显然，在写作《随笔》（essays）的很久之前，蒙田就已经丧失了对建制化基督教（establishedchristianity）的大部分信仰，虽然他可能还信仰上帝。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下一步就是回到古典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去，蒙田对他们的智慧一直都仰赖有加。不过，这种新异教主义有一种他无法忽视的危险。以蒙田之敏锐，他势必会发现马基雅维利也逃离了基督教的束缚，这位基督教最坦率的敌人也是首屈一指的残忍导师，他的厌世是一种持久的道德威胁。在蒙田看来，残忍似乎已经无处不在了，这是一种普遍存
第209章 替换章1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