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欧洲的道德疾病。蒙田把残忍视作诸恶之首，因为它已然是最引人注目且最少被改善的恶，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当时的宗教战争中。因此，《随笔》的前三篇以马基雅维利为论述对象，这并不令人意外。第一篇文章颠倒了马基雅维利的问题。在《君主论》（theprince）中，马基雅维利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统治者来说，残忍的统治和仁慈的统治哪个更有效？马基雅维利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残忍最有效。蒙田提了一个君主统治的受害者可能会问的问题：在面对残忍行径时，是该祈求怜悯还是奋起反抗？他认为没有确定的答案。受害者们不确定该怎么做。他们必须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自救。《随笔》第二篇文章关注的是因孩子和朋友去世而带来的悲伤。第三篇文章提议人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君主的恐怖行为。如果设有一种评议机制，在君主死后就对他的事迹进行评定，那么君主对身后名的关切可能会约束他们在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已经指出，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夫不太可能在历史上享有最好的名声，即使他竟然在自己的每一项事业中都大获成功。他会被剥夺所有荣耀。马基雅维利没有说明他的这一警告是否会奏效；不过如果我们考虑下马洛（marlowe）笔下的帖木儿[6]——他追逐名望，不断杀戮——那么我们自然会怀疑，对历史骂名的恐惧是否能约束他的所作所为。蒙田太清楚追逐名望、野心勃勃的君主有多么残忍了，他其实也没有对任何限制策略抱太大希望。但是，通过站在君主残忍行径受害者的角度来阅读《君主论》，蒙田拉开了自己的与马基雅维利的古典主义的距离。因此，视残忍为首恶就是对新政治科学的一对蒙田和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来说，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所作所为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基督教在道德上的失败。这些征服者不再只是历史人物，而成了一场永恒道德剧中的角色。蒙田将他们视作基督教失败的最重要例子。基督教宣扬一种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纯洁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对人的行为却影响甚微。穆罕默德和异教徒的举止往往比基督徒更好。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时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如果向那些土著引介希腊和罗马的美德，那么新大陆将会是多么兴旺！然而，打着让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幌子，西班牙人为了黄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虚伪与残忍结合在一起，汇聚为狂热。狂热已经取代了宗教和哲学的位置，“当它支持憎恶、残忍、野心、贪婪、诋毁、反叛（以及类似）的倾向时”[7]，它将造成惊人的后果。这一控诉突破了基督教改革者的惯常做法，那些改革者总是用基督与使徒的故事来指责刚愎自用的教会。对蒙田来说，言与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孟德斯鸠确实拿仁慈的基督这一形象来羞辱残忍的宗教审判者，但这只是嘲讽，因为他笔下的这段论辩是借一个伊比利亚犹太人之口说出来的。对孟德斯鸠来说，公然表达虚假信仰不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有的宗教都会被看成是社会控制的形式——它们是必要的，但总体来说并不值得赞美。诚然，那些被蒙骗的西班牙人在进行屠杀时是“庄严的基督徒”；但事实上他们和古往今来的其他征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类随便以虔诚来文饰的残忍，我们理应极度厌恶。
第209章 替换章1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