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c和vmpfc整个受损，之后便开始出现冷酷、粗鲁、无礼和不受抑制的行为。这些都显示了病人很难再用窘迫和内疚之类的情绪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31，32，176ofc\/vmpfc受损的病人还会出现道德判断上的变化，比如他们认为，为了解救五人而亲手杀死一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做法不能接受）。177研究发现，这些病人之所以在道德抉择中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较少注意自己或他人的意图。因此，vmpfc受损的病人才会认为伤害另一个人的图谋是为道德所许可的，而健康的对照组就不会这么认为。178总之，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病人在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特定区域受损，就会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态者。因此，我们似乎能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来解释p型。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因为没有“自主”神经唤起的被试也能在经典的赌博任务中有正常表现。179，28也许vmpfc\/ofc失常的确会造成攻击性的反社会行为，但这未必是由于当事人无法识别自己的“躯体”状态。另一个问题是，虽然vmpfc受损会引发“反应性”（reactive）攻击（也就是一触即发的愤怒反应），但它一般不会引发“工具性”（instrumental）攻击（也就是经过冷酷算计的、有预谋的暴行），而精神病态者却会同时表现出这两种攻击行为。因此，作为描述p型脑的一个模型，躯体标记理论还是漏掉了一个关键的行为特征。不仅如此，vmpfc病变的患者在接受其他情绪刺激（比如裸体形象）时同样自主唤起较低，而精神病态者只在受到危险或痛苦的刺激时才会表现这个趋势。这说明，作为零度共情的一种特殊形式，精神病态并不简单地就是vmpfc的损伤所致。阿德里安·雷恩和他的同事查看了杀人犯的脑（他们“以精神不正常为由拒不认罪”），并且也在他们的共情回路，vmpfc、杏仁核和sts中发现了异常。180，181另有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人格障碍的患者，同样发现攻击性患者的ofc活动较少。182证明共情回路参与攻击行为的还有一条额外的证据，它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蒂和同事开展的一项杰出研究，对象是一群有品行障碍的青少年，他们全都和人打过架。上文已经提到，这些孩子中有一部分长大后会变成p型人。在德赛蒂的这项研究中，青少年观看两组影片，有的表现了人物意外受伤（比如有东西恰好掉到他们手上），还有的表现了人物受到故意伤害（比如有人故意踩在他们身上上）。在观看某人故意使另一个人痛苦的影片时，这些喜欢攻击的青少年的杏仁核和奖赏回路（腹侧纹状体）都显得格外活跃。奖赏回路的过度反应或许是反社会\/p型障碍的关键特征。183这说明他们很享受看到别人受苦。这使人不由想到前面提过的德文单词schadenfreude（因为别人的痛苦而快乐，幸灾乐祸）。
第214章 替换章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