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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认为人们应该估量受害者和施虐者在发生暴力那一刻的勇气和怯懦。当他说自己“最害怕的就是恐惧”时，他想到的不仅是受害者的恐惧，也包括施害者的恐惧。[23]恐惧使后者变得残忍，使前者遭受更多苦难。如果我们能试着不去害怕死后的空虚，那么杀戮就将变得既没什么吸引力，也不那么可怕。痛苦依然会施加于人，但蒙田强调——尽管教会的审查官明确反对他这么说——任何超越杀戮的惩罚都是残忍的。不过，他似乎认为，对死亡抱持更为理性的观点将有助于普遍地减轻残忍。而孟德斯鸠已经看穿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了。尽管他赞美斯多葛式脾性，但他并不认为平心静气面对死亡的态度一定能减少暴虐。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理解为感觉性的而非理性的存在者也许还更好些。他笔下的专横者郁思贝克事实上是启蒙理性的模范，郁思贝克对身后之事没有任何恐惧，但他却像专制君主一样残忍。直面死亡的英勇也许值得赞美，但孟德斯鸠似乎并不认为它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凶残习性。无论如何，学习如何死亡都很难算是一种社会美德。事实上，离群索居也许是视残忍为首恶的一个代价。它把我们引向一种离群索居者的伦理，而受害者就是离群索居者。我们暂且不管蒙田和在他之前之后的许许多多人。如果说受害者不只要为恐惧而恐惧，那么残忍也并不只是由怯懦引起的。由于懦夫经常是残忍的，人们就开始觉得勇气正是残忍的对立面。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马基雅维利笔下那狮子般的君主有多残忍就够了。这类君主冷酷无情，但依然备受赞誉，因为他们是如此勇敢。然而，勇气确实会以某种方式使残忍行为变得稍好一些。为什么对弱小无助者——尤其是孩子和动物——肆意施加痛苦会如此令人反感？为什么连无情之人也会被这类受害者的无能为力所触动？这里肯定有一些观感在起作用，而对怯懦的鄙夷肯定是其中之一。同情当然也发挥了作用。如果怜悯就是对弱小受苦者油然而生的感同身受，那么这一事实——我们都曾是孩子，我们都了解自己的脆弱——就很容易说明我们对小孩所受的折磨作出的正常反应为何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怜悯所有受难者，而不只是同情受暴虐折磨的弱小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同情的对象可以是纯粹的疾患痛苦，甚至可以同情一个病人，他正在经受痛苦的治疗，而这种治疗却是必要的。看来，我们对残忍虐待弱小无助者这种行为的反应并不只是出于怜悯，还必须加上一种不正义的感受。没有一个小孩应该遭受野蛮残暴的对待。只有当惩罚服务于报复、教育或公共安全时，它才是正当合理的。但如果惩罚偏离了或超越了这些目的，我们就会说它是“残忍且异乎寻常的”，并禁止施行这种惩罚。孟德斯鸠笔下不偏不倚的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无辜者的安全”。显然，残忍的不正义性确实引发了义愤，但这并没有完全说明为何人们会痛恨对小孩进行残忍折磨的行为。只有那些视不正义为首恶的人
第215章 替换章2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