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地分五方，东西南北中，应以五行，中央为其本，枝叶衍于四正四隅者，应以八卦。正隅与中央，其数曰九，故海内有九州也。大禹治水，分地舆于九州，以土地之优劣，出产之多寡，定赋税之薄厚。舜以冀州之广，割幽并；中州之大，分兖豫，西北鄙远，断西凉。至于秦开疆界，南吞粤越，孝文致书，赵佗纳土，交州成焉；孝武奋兵甲，灭朝鲜以广幽州，西域入于邦国，未列十三州之内。国疆虽时有消长，中土未变也。当此国家处变动之际，更宜光张本土，厚植深固，若不知其山河、田亩、滩涂、泽薮、远近、高下、人物、广厚，何以因地制宜哉？大川有江、河、淮、泗、汉、汾、湘、漳等，大岳有华、岱、太行、崤等，山高耸而水卑下，阻敌之屏障，土地以滋养万物，山海以厚藏财货，国家之宝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故用地利，名之地政。地政利，一州制天下，地政不利，广大而无益。 共工氏败于祝融，头触不周，天柱倾折，地维崩催，天倾西北，地坼东南，故江河以东下。闻水之好下也，则地高于西北，浅于东南，始有黄帝据河东而胜涿鹿，秦晋霸中国，汉举三秦以伐霸王，孙子曰兵如水势，故据高而得利先也。然依五行之论，东方属木，齐之金铁天下之最也；南方属火，大海浩渺于交州之南；西方属金，雍凉之外大火蔓延，田地焦灼；北方属水，幽燕瀚海之广，为所极也；中央属土，熊耳、王屋多木材。所在者皆为其五行所制，数深宏大，何哉？天所以齐物产也。所得者何？事无足恃，必杂以利害，万物相制，始得安定。祸福之变，孰能预知？ 周末之世，楚有巫山、黔中之险以御秦，方城为城，汉水为池，齐桓却步，昭关以绝吴越，国家始安。齐负海衔山，户牖甄、阿，以制燕赵。燕关碣石，塞邪谷，长城绕援辽东，接朝鲜之境。赵连飞狐、句注、孟门以护井、陉，取中山而佑代。韩阻宜阳，闭伊阙，固壶关，蔽上党、新郑、野王之中腹。魏缘西河、洛水筑版，保守晋梁。秦有商、淤、崤、函以观诸侯之争。斯山河之妙也。今兄长有并州，东北有赵长城为屏护，山河表里，三晋之强已在矣，但善用地利，国家难保不盛。舍上党于高干，得河东以相抵，地十三州之一，民实远逊兖、豫、冀、青之州也。八山而二田，并州之土也。北则羌、胡广袤，西则上、朔表里，东则幽、冀平旷，南则河、洛环绕，北迫而东利，南阔而西险也。 农者国之本，地者农之本，何以用之，未有定论也。肥硗九等，多寡又九等，膏腴之地，虽水耕火耨，比岁丰登。薄瘠之地，虽戮力垦殖，荒年时至。虽有圣人之理，不可卒用。并州多山而寡田，水利废弛，若无溉灌之利，旱作不兴，而军民仰食，则祸患立至。老子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而无水利之先导，斯耕于石板也。晋阳左近之渠，文景时有之，然时乖已久，木茂则固其根，国富则固其本，并州如斯，我辈何得不深思而慎行哉？ 先顾养民之数，次论民心之固，次取军国之武。论语曰足食、足兵、民信然后可也。无粮则无武，无粮无武而与取民信，非圣人不得而为之。民信为最根本，然不可空而致之，可空而致之不可空而保之，故民信为本，足食为干。多山之国耕作，时力皆耗，作而为难。欲广田亩，而厚求劳力，劳役更增，粱布匮乏，国家困窘。战时需足兵，而不违农时，如此非人众不可，人众则粮乏，此国家之大困也。 霜于朝中为大司农数载，察国事之大，并州口数非众，虽易足食，难足兵也。天下混乱，不干戈以刑世不可定，匪仅难于定，立足亦不可求，足兵布武，国之大事。商君务耕织，修守战，徕三晋之民以强秦，虽非圣人之道，亦以重典克世，我辈处无奈之间，不得不苟全。增加口数，非仅生育所能立致。《春秋》所谓十年生育而十年教训，《管子》所谓百年树人者，言其不可骤致。故深谋远虑，以长期之所谋，述之人政间。今百姓倒县，黎民涂炭，虽欲拯之，不知其可，尽力翼蔽其民，所能为也。曹操取兖豫，得青州兵三十万，袁绍定黑山，虏获百万，李、郭乱关中，死者百万，袁术割淮南，人民相食。鞭策所不及，百姓苦者众，比来关中大旱，无可抚恤，灾民百万，海内不知其数，窃以为兄长可致其民，先取民信，然后足食，然后足兵，再保民信。 并州以宣帝以来，十余万户，百五十万口，然桓帝时不过数万户，六十万人。西河、上郡，本为繁盛之地，然土地贫瘠，胡虏侵扰，人口离落，中兴以来不过数千人。究其深本，被虏祸也。今兄长驱逐匈奴，和好为一，大祸削减，广开其地，国家之福，子孙之幸也。失之上党，收之河东。河东，司隶之所属，故晋国之地，富足繁盛，盐铁相利，美田相属。大善者，人口之众也，灵帝时口九十万，战火纷飞，半数可存，则并州口数七十万上下，而晋阳居其十五万，并州之民，尽在汾水之畔，斯土地十有未用，而民蹇促于破碎之地，国家何以待哉？三辅之民，三百五十余万，董贼徙洛阳之民以数百万计，贫病交加，榜楚并至，十损七八，然数十万之存亦有。李郭虽残暴，士人名流未如其意，贾诩、杨彪、士孙瑞等国家股肱体恤，未经大丧，所失者户籍也。年来关中大战，然后大饥，若兄长得以入关纳民，授以食粮，全以身家，徙民河东，虽暂解一时之困，然云集响应必矣。此民信也。 并州地广人稀，上郡、云中、朔方、西河、定襄无主之地甚多，并州牛羊遍野，可训作耕牛，恢复铁官，严以约束，农具易致。一岁垦荒，终岁仰于官，二岁有获，劳役以偿责，通沟洫，兴水利，半仰于官。三岁自给，废劳役，四岁得赋税，虽非立竿见影，长治久安也。一半岁之粮草，三载之赋税，换得长治久安，并州巩固，百万增殖，养其利益，大吉。此足食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人口增长，土地窄仄，虽广开水田，草未大垦。若广开草田，虽有人众，投诸田野，战时无农夫，耕时无士卒，大窘。山虽不利于耕，利于牧，并州素多牛马旃罽，以牧之利也。牧牛可为耕，可为畜力，器械之用半矣。千群之羊，丁三人，犬四十只，足矣。百取一牝，薄于三十税一，牝者繁衍，利过于十一，他种亦然，牛、马、驴、骡、羊、驼不胜其多，肉、禽、卵、乳、皮革、筋索、畜力不胜其用，府库充盈，土地大用，百工兴盛，劳作者少，征战者多。斯为足兵。 足食、足兵，然后民信，国家之兴可待矣。 马，国之贵兽也。匪特价高，利于国用也。胡人之所以猖狉，赖有其群。主父胡服骑射，割陉、代，燕王驱东胡，却朝鲜，长城延伸千里，辽水为神州之属。有马者，盖以服远人，况乎我辈处并州，撄其锋锐，被其甲兵者耶。弓骑者，战斗之利器，有马乃有骑，有骑乃有爪牙干城。步兵利险，车利平原，骑利坦荡，我辈东临袁绍，其土旷阔，北邻胡人，驰骋于大漠，南濒曹操，步卒之众，则以骑兵讨四边，上上之策。仲尼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求胜者，仁义智计固先，器用亦不可落后也。 昔武帝征匈奴，京畿之内马匹数十万，掌者不足，求之于关东。譬如并州牧马，万千之数易得，而马掌不得，则不能致千里，不耐久战者，不若无之。斯铁亦国家之贵货，匪仅蹄铁之用也。器械铠甲，无铁则不能削割，将受其害；犁铧锄耒，无铁则不能开錾，将受其灾。晋阳之大陵有铁山，河东亦有铁矿，可以锻冶。然铁者，不可任其制作，世事纷乱，下克其上，执于人则执于敌。洪炉高耸，百人起之，大叶鼓风，千人曳之，石炭千钧，万人致之，器物成尔，亿万活之，此集天下之大用、大利、而大作，宁不掌于国乎？ 盐与铁相类也，虽为国用之增补，然国可与民争利，亦可与民不争利。复若盐官、铁官、酒榷，则整肃官吏之事必矣。拔擢其道德而明理者主之，商贾辅之，方可竭尽其才，丰厚其用，而避其危害。驱商贾于百业，而万姓以富饶，国之制作，得用而大壮。由此而见，河东、晋阳，国家之重也！国之本在农，农之本在土，田亩集于汾水之滨。而晋阳、河东多铁，解池之盐，国家之宝货也。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河东之盐，足给并州，行销三辅、河西。苟能得利，富裕国家，苟不得利，收取民心。朔方之盐，可以稍待，平阳之布，人民仰赖，此皆并州之大事也。 幽州有鱼、盐、枣、栗、马匹、毡罽之饶，冀州有车骑、铁器、谷、丝、绢之富，兖豫有桑、漆、器用之工，雍凉有谷物、牦牛、宝石、美玉、牛马之用。三河虽地狭人众，出产寡类，但国家之肝胆，天子之宅院，供给用度，则商旅辐辏，肩踵相摩矣。唯并州之所薄出，治世无可获利。然海内动扰，朝廷播越，诸侯大者不过居一州，盗匪盘桓于路，偶有商旅，亦遭关卡林立，呵斥盘查，行事索贿，大为挫折。董贼盗铸国币，小钱飞行，币制崩坏，宝货难通。欲市其所望，非钱币不能，于是物物相易，抱布贸丝，为通有无而不能举商，商贾之困至矣。非大贾不能取利，而并州诸物仰于内，不求于外，地之所出，民之所用，无奢侈之物，无盈余不足，此亦前人云：“彼且恶乎待哉”也！ 中国心腹之患，莫过于胡。周臻大定，胡人远避，东周衰微，诸戎肆虐。迨至秦一扫，驱长车十万，带甲三十万北伐，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楚汉相争，山东列国复辟，胡人嚣顽再起，以致高祖有白登之困。其军非不多也，兵器非不利也，高祖用兵非不善也，久战之师非不精也，陈平、娄敬之计非不多也，而困于白登，重贿女子，破晓雾狼狈以出，何也？武帝初临大宝，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钱腐布朽，国家大为富庶。当此时也，破朝鲜、取百越、争东瓯，开西南夷皆顺利，唯屡败于匈奴。卫、霍之师北进，兵数十万，钱千亿支，每战死伤马匹十数万，缴匈奴之神器，封于狼居胥之山。兼吞河西，斫其膀臂，进取朔方，刳其心腹，外联西域，断其援助，此国家之大胜。然则彼遁于大漠，恍若消弭，不得而诛之矣。如秦之世，我强则逐之，彼强则侵之。示以刀戟，则退避，收其兵甲，则掳掠，边庭不胜其苦，何也？干、越、夷、貉亦异类也，纳之王土，服其礼仪，征之易举，抚之能安，何匈奴之凶狡至此极？东胡、扶余、月氏、乌孙、康居、大宛之属，皆大国广土，而服于匈奴。当其衰微，乌桓以大破之，匈奴半入穷荒，半流汉土。我大汉之盛，不得而灭匈奴，彼东胡余种，亡国之徒，何破之易也？ 匈奴逐水草而居，典章制度之异于汉也。居无定所，无城池之依凭，无田亩所守卫。无散地、无绝地、无攻城、无对阵、胜则呼啸而来，败则散佚而去，难于执，殆于围，疲于逐、惑于待，牧而前进，无粮无水，不登高而鼓，不列阵而击，不改其根本，将何以平之？汉人耕田列地，固守城垣，冲车陷阵，步足继之，行伍然后进，胜则垦草筑坞，败则闭门待援，汉人之不能离土也。而能围之，能截之，能扰之，能间之。农人不能骑射，商人不得舞戟，工匠不善驾车，兵卒始与交战，则虽有翻天覆地之能，不知何以聚，不知何以用。 故欲取其蛮夷，而得长治久安，必变其根本。子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则我以汾水之畔为农，之外为牧，剽悍其民，雄厚其军。朔方、云中、雁门之北，宽阔平畴、大河蜿蜒，水利富饶，可以垦草。教匈奴以稼穑，获利必多于牛马，不多田于并州，地利之故也。变更敌之根本，习之以典章文物，外去国家之患，内获经营之利。推行得法，则化敌为友，三十年之外，匈奴为国家之长城。我颠倒其作为，耕种于戎羌，畜牧于内土，强汉而富夷，畏之以武，服之以文，抚之以德，则外患定矣。 (今文)天下分为五方，东、西、南、北、中，分别对应着五行。中央是五方的根本，支系衍生出四正四隅，对应着八卦。四正四隅加上中央，一共是九，因此海内分为九州。大禹治水，把国家划分为九州，再用土地的优良，出产的多少，制定了赋税的薄厚。舜帝以为冀州太过广大，分割出了并州和幽州；中州的过于宽广，分割出了兖州和豫州；西北难于治理，分割出了凉州。到了秦朝开疆拓土，南面吞并了山越和百粤；孝文皇帝一纸书信，让赵佗奉还版籍，形成了交州；孝武皇帝屡修兵甲，消灭了朝鲜，扩张了幽州，西域各国归属汉廷，还在十三州之外。国家的疆土虽然一直在变化，本土始终都是中土神州，现在国家处在混乱分裂的状态下，就更要从本土着手恢复了。如果不了解国家的山河、田垄、滩涂、泽薮、人物、高下、广厚、远近，就谈不上因地制宜。 天下的大江河有大河、大江、淮水、汉水、汾水、渭水、湘水、漳水、辽水等等；天下的大山有五岳、太行、崤山等等。山高耸而水卑下，都是阻拦敌人的好屏障，土地是一切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山海的埋藏出产，是国家和百姓的宝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所以如何利用地利，称为地政。地政有利，则一州可以制天下，地政不利，则虽广大，也没有什么好处。 当年共工和祝融大战，共工氏头撞不周山，让天柱折断，地维崩摧，天向西北方倾斜，地在东南方断裂，所以江河全都从西北流向东南。听说水势是从高就下，那么西北的地势高，东南的地势低，所以黄帝据河东能够击破蚩尤，秦
晋相继称霸中国，汉以三秦之力伐霸王，全都取得了胜利。孙子说兵势也如水势，所以从高就下，在地利上首先就取得了优势。 根据五行的学说，东方属木，但是齐地铜山铁矿却是最多的；南方属火，但是交州以南却有茫茫的大海；西方属金，但是雍凉以西大火蔓延，田地为之焦灼；北方属水，但是幽燕一带沙漠横亘；中央属土，熊耳、王屋上树木葱翠，兖、豫一带漆、桑葳蕤。所有的地方都有克制他们五行的东西，而且数目并不在少数，这就是上天在平衡各地的物产，让事物变得更加稳定。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绝对的依靠，必须灵活起来运用。凡事有他的利，必然会有弊，要想处于稳固的状态，首先要驳杂完善，让各种事物互相克制，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战国时楚地有巫山、黔中的险阻抵挡了秦国，方城、汉水的拦截使齐桓公退步，昭关是防范吴国的隘口，有了这些才保证了楚国的稳固。齐地背依大海，左靠泰山，把甄、阿作为出口，防御着燕赵等国。燕地关塞碣石，堵截邪谷，城墙绕往辽东；赵地联接飞狐、句注、孟门；韩地填塞宜阳，关闭伊阙，把守壶关；魏地沿着西河、洛水筑城，保守晋、梁；秦国用商、淤、崤、函抵挡诸侯，这就是山河的宝贵之处啊。 现在兄长占据的是并州，并州有战国时赵的长城作为防御，正好是山河险固的地方，三
七策之地政第三[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