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尽善，未尽美。夫天时、地利、人和，鼎足而立，莫可或缺，值则倾覆。若不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人尽其才，而定天下者，未之闻也。《时政》、《地政》前说备矣，今为之试言《人政》。 黄帝有风伯、雨师之辅，逆蚩尤于涿鹿；尧以有舜，舜以有禹，禹以有伯益，三季之胜也。少康有皋陶，国声中振，汤有伊尹、武丁有傅说、文王有太公，是邦大治。齐桓有管仲、隰朋；晋文有舅犯、赵衰；秦缪有百里、蹇叔；庄王有孙叔敖、苏全、伍举；阖闾有孙武、伍子；勾践有范蠡、文种；孝公有商鞅，皆霸中土。秦皇有李斯、尉缭之任，高祖有张良、萧何之属，卒取天下。斯亦必然之理，无臂助之才，无股肱之任，圣君明王所以不成事也。然辛纣抚有比干之圣，胶鬲之贤，焚于鹿台；勾践沐范蠡之智，文种之略，躬侍奉于吴；怀王朝则见屈平之忠诚，陈轸之计划，庙欺于张仪，战败于蓝田，身死乎国境之外。此国君与重臣不谐，国家因之衰败者也。然悼王赖吴起变法，悼王薨，吴起被箭；孝公以商鞅变法，孝公薨，商鞅车裂；子产治郑，百姓讽之；武帝用弘羊立盐铁，天下苦之。君相虽能合一，无枝叶之蔓延，故法亦不得行也。 故一人执道，起海内之碇，破浪乘风，择其同道者十；十人与之同心，化道为德，教化吏民，扬帆树帜，各举十人；百人与之同心，为法制，理政权，各举三十人；其千人掌军、警、狱、关、税以卫国，千人掌礼仪、祭祀、布告、政令、采风以宣德化；千人掌监查、刺探、御史以核对百官。斯三千一百一十一人可治兆民之国矣。 譬如指掌，无指则不能拘执，无掌则不能依凭。主与重臣，国之掌也，官吏于下，国之指也。故云三公坐而论道，盖此之谓也。文帝问绛侯生死几何，财帛几何，刑狱几何，绛侯不知。而陈平对曰有主之者。斯上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其君也必圣于臣子乎？夫如是，何臣子为？其君军陈则类霸王，韩信之属皓首钓于泗水矣；其君庙堂如周公，则萧何之伦执刀笔而终生矣；其君明目，离朱如盲；其君聪耳，师旷若聋；其君计算，大禹似痴；其君制作，工捶比拙。战则君王执戟，归则夙夜删阅，举凡礼仪、音律、历法、算术、制作皆出其君，而无大小之辨，臣民如痴如醉，国家不乱者有诸？高祖善将将，不善将兵，斯高祖固不将兵也。齐桓公知其商贾纳税，三千金或三千五百金乎？秦孝公知其亡者，劓或墨乎？楚悼王知其辍耕之民，城旦三日而或五日乎？周勃、陈平之属，知其郡国所存、百姓所积多寡乎？夫如是，则取管仲、商君、吴起、百官以何益？桓公拔管仲于囹圄，孝公起商鞅于布衣，悼王举吴起于敌国，周勃、陈平拣选尚书，而择官吏可也。人尽其责，尽职而不越权，斯国家之正轨。天子设三公、九卿，此国家股肱之臣，通达而明理，正义而庄严，三公择其御，九卿择其属，而后分割权力，摆布网罗。居上位者，忧其人也，指掌之运，存乎心否，何所执，何所置，可矣。上无为，下有为，无为者不畏有为者虐害百姓，窃取国家，谋夺私利，否者所举非人也。 以狼驱羊，不可多之，否者羊虽顺遂，为狼所执，人无所得。以羊驱狼，闻羊质虎皮，亦睹之战栗。以羊驱羊，则团结精诚可致。以狼驱狼，则利器必备。故千羊而一狼，虽然，犹有所亡。以羊治羊，狼若至，不免其害。儒者以羊治羊，法者以狼治羊，其也信然与？百姓性柔弱而善，羊也。无明君贤相，无贪官污吏，皆逆来顺受，顺来顺受。而水者至柔，风者至薄，水溃堤岸，风卷高楼，其力见也，则陈涉、吴广可亡秦。当其不可忍，动地惊天，当其可忍，无声无息。当其不可忍也，不可收拾，若黄巾之乱，以至于此。重轻之治，虽慑百姓，而何以惩重？若窃与谋逆共诛之，取谋逆而舍窃也。文帝欲族窃七庙圭玉者，虑及无可惩戒取土山陵者，止。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迫而毋急，辄风生水起矣。 故变羊为马，此可待乎？马，置之田野而奔，笼以缰辔则驱，识真主则无叛，怒则蹄抉。用以犁耕，气力虽亏，速度杳然。当敌有勇，无可退避，主人薄之，将有腹诽，锥策相指，未必屈就。若人民类此，则审时而度势，慎择其君，虽力时有分散，然得道之主驭之，国家则日新月异。无虑狼戾不仁之官，无虑虎视眈眈之敌，无虑君王失策，则下达于上。人民善智，君主易治，德才之士众，国家之政作。造父御八马而有术，未闻其鞭策混淆者，国之主君何忧虑不及氓隶仆役哉？ 治国向以民为本，户口此之重大者也。今国家遭难，民众流离，四海空旷，田野荒疏，野兽栖于美田。无民则无君，无民则无国，无赋税之纳，无包茅之贡，无劳役之献，无军兵之戍，危矣！《地政》述所以徕民，此述所以生民、赋税、徭役、工商之论。勾践十年生育，而十年教训，以亡国之续，破中原之长。高祖初戡海内，人口丧乱，百姓离散，至文景有近五十年，方可恢复。生民，无三五十载不可致，而休养生息之术，无非轻徭、薄赋、省刑而嘉赏诞育。然不可速为之，百姓所虑者，养生丧死也，有子女者，可活之否，年事既高，可死之否。 先问存民与否。当此时也，诸侯四布，五百里之外是敌国也，相为攻击，折矛于垄亩，飘橹于河川。战也其民，死也其民，执枪棒则置耰耒，负生死于沙场，忍饥寒于乡里，曝于外而不得还顾，夫妻相别，无以繁衍。虽得子嗣，无以抚育。田亩中何人？老、弱、妇、孺，婴儿悬于炊釜之上，或有野兽饥馁，窜入村舍，此亦成长之危厄，而苟全之于乱世，或十五载历艰险而冠冕，一朝死于疆场，不亦天下之悲怆乎？不息武止戈，民何以蕃？便得牧牛南山，放马桃原，徭役之兴，卒令亡秦。百亩之田夺其时，是罔民也。百姓不得繁衍，而户口不得增殖，国家之兴，无论矣。 然后乃顾生养，百姓得养生，足劳力，则慎战而轻徭，有余力得养生，始有国家之盛事。古人云：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固仁人之言，而不利于户口之蕃。父母之有儿女，严慈之外，有养老之怙。而尝困窘于多子，故国家养之幼儿而不顾老者。老而无靠者，则百姓多养育以备，减其养育之费，百姓多子女之蓄。管子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养育其儿童，故可申之以孝悌。以孝悌治天下，而国本坚固，民众协和。不可不为之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之版籍，归之于天子，而国家常窘迫，诸侯有封疆而不听令，王室衰微而不知大义，何哉？所居者天子之地，所役者天子之民，而天子出乎西极，无立锥之地，无户室之奉，何哉？天下大祸，莫过于兼并。大汉初兴，萧何之功，不过八千户，后因他者，益封两千户，不过万户之侯，尤问取病瘠之地，不敢益求。而后世豪绅，田连阡陌者，乡间比比皆是，万户侯又何尊贵？而彼之田亩，又何得而益增？ 兄长亦冀州之大族，家中婢夫千群，童仆塞门，一呼而数千军队备，力量俨然。霜尝为北海豪绅，田籍倚叠，垄亩连缀。快马奔驰，由辰至午。则王土之上，王臣列居，土地之广，民众之胜，不知有天子，而只知有主人。或上达于官，或隐匿于私。而天下新遭丧乱，冀州、青州、兖州、幽州之土，无主者甚多，流民四散，不知依附，王廷不振，金玉无光。或有庄主，高树壁坞，训练兵甲，私铸刀剑，自取食粮，越不知有王法。寻常之人，知其将死，有搏命之作为。饿殍于野，饼饵怒温良；焦渴于路，杯水雄懦夫。土地归于私人，而聚无命之徒，此不为可畏乎？ 列国之强，自主版籍，绝兼并，塞侵吞之路，下不克上，国家始安。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民未尝怨于贫富薄厚也，未尝仇富也。其所仇者，乱法以为富，凌弱以为雄，暴寡以成功者，非仇富者也，仇富而不仁者也。由此观之，乃仇不仁者也。仲尼言爱人，而先以人为恶，然后爱之，不亦谬乎？ 山也突兀，水也卑下，天之不公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乎？峭崖刚硬，可以挺拔，水流柔弱，可以荡漾。江河不能悬于天，山峰不能流于地，非天也使不平，自处也。世间千人千种，智者勤者德者富贵，愚者逸者不肖者为贫贱，此可怪也欤？而劳逸同食，人皆辍耕而高卧；智愚同衣，人皆蒙蔽而昏愦。堑山湮谷，则天地止于死者。无智愚贤不肖皆等同，则人世止于死者。万物皆死，人皆浑噩，而一国尚可望乎？ 而今之世，非勤耕力织者有高粱锦帛，非昼寝辍劳者以蔬食藁褥。田亩之农夫，织机之工女，锤冶之匠人，城旦之力役，寝则入梦，兴则劳作，俭以近苛，家徒四壁，茅檐绳牖。此为人不勤劳者欤？而贫贱之，不知君子将以为何如？今有此等人，四体不勤，骄奢淫逸，愚而无用，广占田亩，勾连污吏，豢养无赖豪侠之人，夺粮米于农夫，取布帛于织女，略金铁于匠人，以山田所出之故。而继之以兼并，开鲸吞之口，享饕餮之餐，以广其田产，充其仓廪，增益仰食之民，而得不痛恨切齿诸？非仅痛恨切齿，以有粉其身碎其骨，而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矣。此上欺天子，下祸人民，非仇富也，仇不仁也。“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其有为之辨者欤？ 我兄弟亦此之类也，稍具人心而未尝非为，亦有所罪恶。非彼时恶而今日善也，此虑及国家之故也。曹操为陈留豪强，斫强于戡平兖州之后，无豪强而不立，得地而转锋刃，此何者？虑别者崛起之故。刘表以戮荆襄之士，袁绍以斥河北之强，是此理也。国家与豪强，可以两力而不可两利。非其人也恶，非其心也奸，所处之境使然。兄长不宜暴之，而不可不阻其兼并之路。否则富者谈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国家处风雨矣。 故翼蔽百姓于国者，必先知户口，其所以纳赋税，献劳役者。一曰口赋，次曰田赋，三曰更赋，余者无论。高祖初定天下，乃轻徭薄赋，要之以省田赋，而百姓之田少，豪强之田多，田赋之轻薄，非以俭民众之税负。口赋重则户籍不申于官，百姓逃亡山野，依附豪强，国家之困始矣。今一人违法，一死则已，人固一死，不得再三，刑罚虽令百死，岂有以为？而今五口之家，岁入十万，勤耕力织无过于此，而课税五十万，虽深重而国家不可因此而富，何哉？虚名而已。故侵夺百姓，无益于国家千秋之安，睫下之利堪数，况乎百世之毒？ 课税以户口，非仅口数欺瞒，生育因此而省，而国家之口数受害。豪强者，国家之大敌，故斗胆乞罢更赋与徭役，并废口赋，而收之于工商百业与田赋。农夫取其地之所出，也不必十五税一之薄，牧者取蓄养之所殖，商人取出入之所值，工匠取制作之所货，庄园纳垄亩之金，豪强献山泽之赋。此外无苛捐，而岁入不减，百姓亦不为之贫。 谱天下之民，五年一轮。约期以百姓自申报之，入编而为编户，荷赋税之捐，受国家之佑，得国家之田。失期则无可入编，五年之后可也。阻挠他人入编者，斩立决。而百姓自愿入编，豪强弱矣，人固爱己而轻人，税负得当，民也必无怨。谱天下之田，五年一轮，约期以地主自申报之，入籍为籍田，荷赋税之捐，受国家之佑，得国家之执照。约期与邻人乡里检举申报不实者，果然，其多者半入官，半归检举之人，一人检举，一人独占，十人举报，十人瓜分。税负得当，民也必不履险。 如此者，非得人不可用之。上令如斯，下有非议，而百姓愚蔽，为小人所欺者，古今皆然。上屡趣之，而下怨弥重，故变法以变官为先，用事以用人为主。也必三令五申于百姓，令其知上意，达下情，兑现承诺，昭之于百姓，事外之人监督彻查，百姓始知新法之便。非仅变法，更以治国，此人政之真髓也。明赋税，立法令，国之所征，毫厘无差，国之所禁，毫厘无犯。有苛捐杂税者，官吏为之则诛，乡老为之则戮。蔑视国家之威重，形同谋逆也，天下扰攘，重典以刑之，百姓也必无怨哉？此其一，谓之明法。宣之城邑，告之乡里，不令百姓受欺于豪强，举奸猾，发恶情，此其二，谓之广告。设监察，备刺史，选官以巡游地方，资费出于台省，暗访于乡里，不闻于州官。设选暗刺，何谓暗刺？州县之官吏，每郡县三二名，互不相知，分别呈报，以绝州郡之官受害于督察，或者表里勾连，互为伥虐。此其三，谓之刺奸。观民风，考政绩，绝官吏之勾连。属吏多为地方豪强，其虐或重于官，有数十年不更差役之县，唯训斥教育，多考善评，有怀百姓之忿者，立革之，为政不知勤勉者，惩处之，此其四，谓之肃吏。厚遇官员，严督其孺人妻子，家中有为官者，市田亩者以付有司监督而为之。厚其利禄，嘉其待遇，其为官者，珍视而不为过，其卸任也，富足而无饥馁，此其五，谓之整官。 桓公好衣紫，而紫襦贵于齐市，楚王爱细腰，而饥馁充于楚境。人非皆好衣紫而饱食终日，上行下效之故也。位居于上者，其有不如履薄冰、谨言慎行者乎？国策虽备，行者未必。举天下之官吏，非尽善类，亦非尽恶类，东阿与即墨并致。而今齐威王烹东阿，奖即墨，齐以大治。故主君之颜色，臣子之所凝视。兄长固醇厚仁爱，而嫉恶如仇，彼之怀奸邪者，亦将有所收敛。小人败于忽微，君
子上居高位，国家其庶几乎？斯可待也。 (今文版)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样说是不对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同等重要的，好比鼎的三足，缺一就要倾覆。如果不审时度势，不因地制宜，不人尽其材，就安定天下，还不曾听说过。前面谈到了《时政》和《地政》，下面就要说说如何用“人政”。 黄帝得到了风伯、雨师，在涿鹿击败了蚩尤；尧得到了舜；舜得到了禹；禹得到了伯益，三代天下都治理的很好；少康得到了皋陶，国家才能够中兴；汤得到了伊尹；武丁得到了傅说；文王得到了太公，国家就大治；齐桓公有管仲、隰朋；文公有狐犯、赵衰；缪公有百里、蹇叔；庄王有孙叔敖、苏全、伍举；阖闾有孙武、伍子；勾践有范蠡、文种，都成为了战国的霸主；孝公有商鞅；秦皇有李斯；高祖有张良、萧何，就取得了天下。这样的事情是必然的，没有得力的助手，圣明的君主也不能成事。 但是商纣有比干、胶鬲这样的贤人，却依然败亡；勾践率领着范蠡、文种在吴国受辱；楚怀王每天上朝都看见屈平、陈轸这样的智者，还是受到张仪的欺骗，这是国君和重臣不能协调，而使得国家衰败的缘故啊。 楚悼王重用吴起变法，楚悼王薨，吴起就被射死；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孝公薨，商鞅又被车裂。子产治理郑国，老百姓很不理解；孝武皇帝用桑弘羊设立盐铁，遭到天下的非议。这是君主和重臣虽然能够同心，但是却没有得力的助手形成体系的缘故。 所以说一个人掌握着道，把握着最大的方向，选择十个同道之人；十个人与他同心，把道阐发为德，用德来教化官吏和百姓，补缀各方面的细节，选拔正直贤明的人才，每人各选拔十人；一百个人依据这些来制定法律，用法来理政，每人再选拔三十人；一千个人分管军事、警卫、牢狱、关卡、税官用以守护法律，一千个人分管礼仪、祭祀、布告、政令、采风用以宣传法律，一千个人分管监察、刺史、御史用以监督法律。三千一百一十一人就可以治理千万人民的国家。 譬如人的手掌，如果没有手指，就不能把握事物，如果没有手掌，手指就失去了依靠。上面的君主和重臣，就是手掌，下面的官吏，就是手指。所以古人说三公坐而论道，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孝文皇帝问绛侯生死几何，财帛几何，绛侯不知。陈平对答说有人主管他们。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国家的君主真的是要强过所有的臣子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臣子来做什么呢？如果君主上阵就像霸王那样的勇猛，那韩信这样的大将就要终生在泗水边垂钓了；如果君主治国就像周公那样的条理分明，那萧何这样的贤相就要终生在沛县做小吏了；如果君主善于观察，离朱这样的臣子也等于盲人；如果君主善于算计，大禹这样的臣子也等于愚人；如果君主善于听辨，师旷这样的臣子也等于聋子；如果君主善于制作，工倕这样的臣子也等于笨人。那么天下要打仗了，需要君主上阵，要治国，一切等着君主的指示，君主上马要打仗，下马要治国，国家的礼仪、音律、历法、制作全都要君主来主持，事情没有大小的分别，统统交给君主，臣民无所事事，变成了一群行尸走肉，那么这样的国家不混乱才怪。高祖善将将，不善将兵，是因为高祖本来就不用善于将兵啊。 齐桓公真的需要知道商人要交三千金还是三千五百金的税么？秦孝公真的需要知道逃兵需要割掉鼻子还是耳朵么？楚悼王真的需要知道不耕种的农民要筑城三天还是五天么？周勃、陈平这样的人真的需要知道每个郡国的库存有多少么？如果这样的话，那要管仲、商君、吴起、百官来做什么呢？齐桓公需要把管仲从囚车里释放出来，秦孝公需要把商鞅从平民拔擢为左庶长，楚悼王需要任用外国逃亡来的吴起。周勃、陈平需要把选拔官吏的人选择好，然后由他们去选拔官吏，再由选拔上来的官吏分担帝国的各个职
七策之人政第四[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