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的宏观 （写完了没有仔细修改，个别用词或许不精确。不喜勿入） 不论在本书中还是在历史上，公元194年的兖州注定不能平静。十年前的一场震动中国的大起义，把一个王朝推向了崩溃边缘，在接下来的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处在动乱中而没有停歇，只有局部在某一段时间内得以苟安。 事件本身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熟悉，多做阐述实在是浪费时间，大抵经过不外乎曹操争夺徐州的过程中，本土的臣民们叛变，转而支持吕布。一个刚刚因为收集起义军余部而兴起的英雄曹操，又因此陷入消沉，我们可以轻松想到他所面临的困难，因为如果不是袁绍出兵相助，如果不是一些忠诚的手下保守了小部分领土，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就没有曹操这号人物了。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情势就又完全逆转，曹操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曹吕之争尚处于拉锯阶段——兖州的臣民们再次把吕布推进了失败的深渊，吕布从此也再没有回到这片土地上。 看起来似乎是曹操战胜了吕布，因为在此前的军事冲突中他也的确是占有优势的，事实本身也好像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作出了很好的证明，但是民心这种东西究竟在历史上起过多大的作用，很难说得清楚，并且在这个事件中看来，民心也似乎是摇来荡去，东食西宿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取得天下，也就是说本书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尾，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让违背逻辑的事件发生，至少不该是结局这样重大的事件，脱离逻辑与常识的轨道，因此正在这样艰难的思考。 对于这本书的最大问题，有朋友提出就是不明白主角到底要做什么？很多朋友会因此困惑，不明白书是在写什么。其实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主角处在他那样的环境中有自己难以决断的困惑，这种困惑不外乎是信念与二者如何取舍；另外一个就是我，作为作者本人，对于那个时代也有着难以取舍的徘徊。而后者才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虽然说是历史小说难免要去改变，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代入特定的时代，而引发更多的思考，故事本身只要曲折离奇，也并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但是若要不想把历史改得太离谱，那就需要仔细的审视。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你写得多了，自然会发现很多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给你的故事带来怎样的影响。 ※※※ “管辖你们的王必须这样行事：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执鞭坠镫，又派他们躬从行伍。 为他们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必用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美食、做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的膏腴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予他的臣子。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官僚。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 连你们自身，也做他的仆人……” ——《圣经·撒耳姆记》 世界上有太多美轮美奂的理论体系，他们能将自身解释得完美无比，却唯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实。无论是心外无物的思考还是机械世界的构筑，都是在理论上的唯美和对精神世界的合理有益的填充。但是对于历史本身来说，作为事实存在，有着自己的特征。就像天体不会按照宇宙中最完美的图形——圆——来运行一样，它就是要走椭圆，你可以否认它，但是它就是那样子的。我们每每希望世界只是一个极为精密的机械般运行的体系，有时也希望一切都是完美。历史也是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种唯美学说，我不否认它体现了人民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和愿望，也赞赏它对于人民的教化，增强他们社会主人翁意识的作用，但是我只是想说事实并不会是那样子的。 上面所引用的犹太教经典，是犹太先民为了抵御菲利斯丁人入侵，要求他们的先知选择一位国王时，先知如此警告，但是最终人民还是接受了这个条件，整个王国制度就建立起来了。似乎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尤其对于国家、国王、臣民的产生，描述的如此诗意美妙，而又恬淡。一个国王就这样在座谈会中产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夺取他推举人的生命财产，享有了对原本与他平等的人们的绝对支配权。 印度吠陀时代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观念表述出来：众神与众魔争斗却屡战屡败，最后众神推举了一位王，然后取得了整个世界的支配权。这个与古希腊和整个西亚、埃及文明都有着密切交往的国家，并不是如中国般孤立于整个古代世界之外的，因此受到若干影响也是不例外的。可是就算是隔绝于东亚的中国，也依然在《尚书》中表现出了受命于天而体现于人情的思想倾向，可见这种思维是人类所共有的。 国王与臣民的地位，本来就不是平等的。因此就要有一种理论来让他们平等，这总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希望世间的事情都是按照完美的方式运行，那么即使他们二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来统一，使得国王的尊贵成为权利，而这种权利称为臣民所赋有，也就是人民主权，这固然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却未必与事实相符。 假设原始人也如同大陆会议发布《独立宣言》的那种精神来推举首领，他们会推举总统而不是国王，从最初的帝王的职能和权力可以看出，领袖没有完全的权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公众决议的制约是普遍的现象，寻常的首领能够成为威武的帝王，譬如黄帝这样的，的过程，绝对不是田园诗歌颂的对象。这种过程就像是雅利安人婆罗门征服了印度本土的首陀罗一样，不仅当时要奴役他们，杀死他们，还甚至一直传到了几千年后，这种奴化的经历一直烙印在整个人类的记忆中。像夏启在甘的宣誓，以及代天诛伐口号背后的杀人盈野，暴力从来就没有被拒绝使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因为使用了暴力，才能使这个过程顺理成章的进行下去。 轻描淡写的四个字，隐含着流血与冲突，这种事件的结果换来的是最多数人永久将自身和自身一切附属财产，全部献给他们新性质的首领——国王。这个事件抽开一切具体的形象，变成了符号语言，就变成了：一个人，命令一部分人杀死另一部分人，换来了全世界人都成为他的奴仆。如果这是一笔生意的话，那简直是无本万利，可是这样的事情很公平么？能够解释为是人民的需要么？ 矗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别塔，因为语言不通而失败。而遥远的东方，因为大禹的出现，中国人终于战胜了为患十九年的洪水。帝王将要产生的时代留下来的传说，表明了人们某种程度上的观念变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英雄来引导人民？人民又是否自愿自发的为其领导着？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就算是中国的仁人，谈起君主制初现的时代里那些伟大的圣王时，也常常忽略他们的暴行。尧、舜流放了四凶，禹制作了五刑，将个人的意志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这个时候集体的意志的代表——部落的首领——不能完全无误的代表集体的意志，也就是说部落首领作为个人，他已经渐渐脱离集体，这个时候，国家也就形成了。 只不过是因为年深岁久，我们忘记了那些痛苦，只记得光辉灿烂的进步，而忽略了当时人所受到的摧残，甚至把因果倒置，认为必需要忍受痛苦，才可以迈开步子前进。我们把血淋淋的事实，用人类普遍具有的善良，加工成了一个个许由洗耳，尧舜禅让的故事，宁愿相信人们是以和平、友爱、平等的方式来完成君主制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地位的第一次分化。让不平等的事实有了平等的解释，或许能让我们的内心有安定的作用，这类似宗教皈依般的解脱，诚然对同情心有足够的安慰，甚至激励起民众的革命性，也是合乎人情的。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团体里的领袖，不可能是最昏庸、最愚昧、最胆怯、最狭隘的人。而通常恰恰是相反的。那么以何等方式来选择一位首领才是合理的呢？恐怕当时最重要的标准是财产，因为在同等条件下，财产多寡常常表达一个人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人们，大体上是有着过人之处的。在谈到原始的贫富分化时，令人印象深刻的常常是氏族首领借用职务之便，克扣获取更多的资源，进而成为贵族。仿佛是因为先有私心，然后才有私物的，那么政治权利转化为的经济控制力，成为了首领演进到君主和贵族的主动力，也就无可厚非了，这个国家的契约，就不是平等签订的过程了。 如果抛开这些政治因素，而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假设一个部族的生产以户为单位，每户都足够生产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产品，只不过这种产品的种类单一，必须通过交换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那部族中最为富有的人必定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规模来影响交换，他因此而受到尊敬，如果推举领导者，除了他还有其他的人更能当选么？人类往往是现实的动物，不会选择一位潜在的英雄而宁愿选择一个现在的富翁。这不是单纯的短视，而是因为控制了更多经济资源的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的产生着影响，有些甚至是决定。 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像蛋生鸡还是鸡生蛋那么伤脑筋了，而是有一个逻辑起点：即首领其实已经是潜在的产生，所谓的契约缔结并不是平等的，不过是人们承认了这种经济上的控制，并且更变本加厉的上升为宗主权。人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至少可以说地位也不是那么体面的，如果不同意这个君主的加冕，那么不过是失去个人的生命作为结局，也就是说，君主事实上已经产生，不过是通过类似法律的形式把这项制度固定下来。 在探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开头，公元2世纪末的中国兖州，又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引致了看似是人民主导了政权的形势。应该看到这样的局面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也许能够值得一提的不过是共和元年的城市自由民们实施了一次“人民主权”，也只是驱逐了那个不守契约的君主，而把另外两个贵族推上了前台，除去废除了一些苛政之外，没有特别的变化，因此连一场起义也称不上，而被称之为暴动。当然在2、3世纪之交，这种地方上的豪强对于政治力量的取舍，达到了相当重要的程度，而半个世纪之后，这种局面又有了新的发展，不过这不在我们目前的讨论范围。 当然大家都清楚，这种所谓的“士庶”，多半指的是世族，和世族控
公元194年兖州倒戈事件及社会契约[1/2页]